中药注射剂泛滥历史

作者:王其学

《中国中医药报》2009年1月9日《承续五千年中医药血脉——中医药事业30年发展回眸》一文有这样一段话:“目前,中药工业企业已近1500家,中药已从丸、散、膏、汤、丹,发展到现在的滴丸、片剂、膜剂、胶囊、合剂、中药饮片颗粒等40多种新剂型,9000余个品种,中药产品种类、数量、生产工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,2007年中药工业总产值近1800亿元。”乍一看,这是对30年来中医药工作成绩的“肯定”,总结出了一些“辉煌成就”。但是仔细分析、琢磨后蓦然发现,该文章在列举各类中药剂型时,只字未提“中药注射剂”,当称“漏列”

“漏列”,是不是一种疏忽呢?我们知道,《中国中医药报》是中国中医药行业唯一的国家级报纸,完全可以视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“机关报”。它传递出的信息,理应是卫生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上层领导的“指导思想”及其工作动向。而且,中药注射剂的广泛使用,已经创造出了巨额的经济效益,成为某些企业、商人、医院、医生的生财之道,也创造出了“中药现代化”的“繁荣”景象。中药注射剂在该报纸上、网络上,都是威名赫赫,与其他剂型相比,可谓首屈一指。那文章的作者与编者,怎么可能因“疏忽”而“漏列”呢?不!“漏列”,决不可能是疏忽,一定事出有因、暗藏机关

“漏列”消息一经传出,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,关注的焦点是看看能不能“全面叫停”。这些“为中药找病治”而不是“为治病找药物”的“中药针”,因为连连出事,频频曝光,早已经为觉悟了的人们(比如新语丝)所揭露、所批判。中药针剂在不少人眼里早就是“害人针”,巴不得全面叫停。现在,这一“漏列”,是不是一个“叫停”的信号呢?有的干脆说,此次“漏列”,表明中药注射剂“死到临头”了

有人估计,中药注射剂“过去30年给中国人用过130亿人次”。这个数字虽然很惊人,但仍然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。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叶,中药的“黄连注射液”“柴胡注射液”针剂,就生产出来并用之于临床,用来治痢疾、发烧、疏风散寒、疗饥解表等等。60年代初叶,中药针剂有所发展,但数量很少,规模不大。到了“文革”,经过赤脚医生、合作医疗运动狂飙掀动,中药注射剂得以恶性膨胀、泛滥成灾

当时的合作医疗,号召赤脚医生土法上马方针,对中草药实行自采、自种、自养、自制的“四自”方针。开始时,是把中药饮片粉粹后,用一台简陋的“压片机”压成片剂,号称“中药西制”、“中西医结合”。由于各公社、各大队“中药西制”纷纷上马,曾一度出现了压片机脱销的现象。在“四自”方针的涌动下,有的大队卫生室开始生产中药针剂。典型树起来,有条件的各大队争相效仿。于是,中药针剂的生产很快得以恶性膨胀、高速度延伸。一些大队卫生室、赤脚医生,东拼西凑起了极起简陋的“设备”,很快生产出了中药的肌肉注射剂。他们仅仅是把中药饮片进行一下醇处理和高压灭菌,便装进安瓿,广泛应用。这些中药注射剂的生产,漫说不做双盲试验,就连动物试验也大都免去,直接打进“贫下中农”的皮下或肌肉之中。极个别的,还可以打进“贫下中农”的血管里。当然,如果某赤脚医生,首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,自己打上一针试试感觉,然后再用于病人,那就会成为“典型”,去大会上作报告,介绍学习《毛选》的经验体会

中药注射剂的泛滥,可能还与“文革”中一个美丽的传说有关。传说,在押的前国民党某军官即将执行枪决,行刑前,要求贡献出一个健康长寿的秘方,以求免于死罪。被允准后该犯人贡献出了“鸡血疗法”。说是台湾的蒋介石和他的一些上层官员,每天都要打鸡血,可以实现“有病治病,无病预防”的目的。据说这便是蒋介石健康长寿的一个秘密原因。还说,“鸡血疗法”的“科学原理”是:鸡的体温比人的体温高出半度,打鸡血可以增加抵抗力。一位公安局长觉得有道理,便亲自试验,结果感觉良好。于是,免除了该囚犯的死刑。由此,每天抽取小公鸡的鲜血,对人进行肌肉注射的“鸡血疗法”,便在公安机关、全国的公安系统秘密流传起来。亲传亲、户传户,终于很迅速的传到全国。以至,中国一度出现了“全民打鸡血”高潮。高潮中,被吸过鲜血的小公鸡,一个个瘦骨嶙峋,有些死亡了,致使小公鸡严重脱销。当然,“全民打鸡血”的真正实施者,是大队的赤脚医生。后来,“鸡血疗法”的闹剧,尽管由于出现了一些不良反应而悄悄退场,有些赤脚医生还是直观地联系起来考虑问题的:既然可以把鸡血打进人的肌肉,为什么不能把中药制成的针剂,打进人的肌肉、血管,用于治病呢?所以,大队卫生室生产中药注射剂风潮的出现,与鸡血疗法的普遍实施是有关系的

中药注射剂泛滥的最重要原因,当然还是“文革”的政治形势。响应“6、26指示”,学习毛选、高举、紧跟、照办,落实斗批改,解决农村缺医少药问题,土法上马,自力更生,为人民服务,中西医结合,解决缺医少药问题。多数公社卫生院,大约80——90%的大队卫生室,认真贯彻了“四自”方针,自采、自种、自养、自制了中草药、中成药。大约20%的大队卫生室,因陋就简,自制了中药注射剂

中药注射剂的制作、生产和使用,当时是相当混乱的,到了失去控制的程度。这种野蛮而粗糙的药品生产,虽然主要靠极少量的机械和手工,但产量却不低,应用也是比较广泛。但是很可惜,笔者很难估计出具体数字(笔者手头上没有此种统计资料)。在当时“红色恐怖”的环境中,由于注射中药针剂而中毒、死亡的具体数字,是要掉脑袋的话题。所以,这方面的数字,我们不得而知。中药注射总共生产了多少支?接受注射的总共有多少人次?出现不良反应有多少人次?出现中毒症状的有多少人次?因此死亡多少人?我们是不知道的。70年代末,国家首先叫停大队卫生室的生产,再叫停公社卫生院的生产,最后叫停了各医院的生产,把中药注射剂和各种注射剂的生产,限定在了专业厂家。由此来推测,中药注射剂,在“文革”中出现过难以计数的不良反应、毒副作用,也出现过N个死亡病例,其恶劣、混乱程度是可想而知的

怎么混乱?仅举一个例子。当时,剧毒的有机磷农药敌敌畏,像中药针剂一样的被装进玻璃安瓿之中。生产此种安瓿农药产品的原因是,当时是集体生产,计划经济,社员家庭是没有农药的,为了便于家庭灭蚊蝇、灭虱子,也为了便于存放,同时也能防止自杀者服毒。敌敌畏安瓿,乍看上去与中药注射剂一模一样。有一个妇女带着孩子,第二次到卫生院去打中药针,顺手拎过一支颜色相似的“中药针”,带给了卫生院一名相识的护士。因为是熟人,护士未经“三查七对”,只看了看颜色,觉得同上一次打的中药针一个模样,便热情地打进了儿童的肌肉,儿童迅即死去……由此可知,当时中药注射剂的混乱、泛滥到了何等严重

纵观中药注射剂半个世纪的历史,笔者认为,从它“一坐胎”“一出生”,就是对中医理论的颠覆,就是对现代医学的蔑视。终于成为了中国现代医药学中的异类、怪胎和附骨之疽。有资料显示,仅2001年~2003年,中药注射剂的毒副作用和不良反应是相当突出的,占中药毒副作用、不良反应病例报告总数的77.2%。尽管事故频发、绵延不断,常常被称为“害人针”,可是,那些力挺中医中药、决心实现“中医现代化”的精英、大师、泰斗和官员们,却百般抵赖、死不认账。致使这些“害人针”年年出花,岁岁扩展,层出不穷,甚嚣尘上

到了多灾多难的2008年,在冰雪灾害、汶川特大地震、三鹿毒奶粉事件等等天灾人祸频频降临的时候,“害人针”助纣为虐、雪上加霜,不断酿造出桩桩丑闻、死亡病例。例如刺五加、茵栀黄、灯盏花素之类的“害人针”,丑态百出、害人连连。这,大约就是被《中国中医药报》“漏列”的真正原因

中国人吃中医中药的亏、上中医骗子的当几千年了,习惯了这种欺愚诈庸的文化,被动的融进了这种虚无玄妙的社会环境,在没有现代医学的时代,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可来到现在,科学的、经过了双盲试验的现代医药,就在我们身边,用它来治病,效果可靠,价格低廉,实实在在,一是一、二是二的不吹不滂。现代医药治不了的病,中医中药,特别是中药注射剂肯定都治不了。没有任何一种病是“中药针能治好,西药针治不好”的。中医骗子们打着“治未病”、“整体观念”“博大精深”“东方科学”“中西医结合”“中医中药现代化”种种旗号,耍无赖行径,行流氓手段,用包括中药针剂在内的各种中成药,在临床上玩弄画蛇添足、吃酒加醋之类的拙劣伎俩,忽悠百姓、大发横财,增加群众负担,酿成看病贵的问题(原因之一)。更严重的是,医者把这些堪称愚液昧药的中药注射剂,残忍的、无情的输进我同胞精密的肌肉中和血管里,戕害我稚嫩的婴儿、治死我无辜的父老乡亲、毒害我完全不知情的兄弟姐妹……

现在“漏列”了,终于“漏列”了

有消息称,“2006年,卫生部长陈竺曾经质疑过中药注射剂。”莫非是两年前陈大部长的“质疑”演变成了今天的“漏列”?莫非真的要全面叫停?

笔者觉得,“漏列”不一定意味着叫停, 至少不意味着全面叫停,也不大可能“死到临头”。中国的事情的确是很有特色的,“特”就特在长官意志、“醉煞不认半壶酒钱”上,这“半壶酒钱”,约等于“中国的人命不值钱”。即便是付出N个人中毒、N条生命的巨大代价,也未必能真的引起重视,也不一定能抵作“交了学费”

最后预言:中药注射剂不会全面叫停,并没有“死到临头”。“漏列”之后,不过是经过“整顿”,进一步“发展”“提高”而已。如果上面的预言落空,笔者宁可自觉地罚依金谷酒数,一醉方休!

中医中药话短长(一)  ——“四黄素”的故事

zhexuezai

对于中医药,我仔细读过新语丝的专栏《中医骗子》,完全赞成方.舟.子的看法,基本同意反对中医的网友的意见,原以为方先生和反对中医的网友们把问题说得很透了,按照奥卡姆剃刀“如无必要,勿增实体”的简约原则,本不想说什么,然而,看到国家卫生当局的态度,回忆当年鲁迅先生批判教育当局是一班并不办“教育,”而是做“当局”的家伙,实有同感,认为有必要以亲身经历“敲敲边鼓,凑凑热闹”

我于60年代末插队农村,被派做大队的赤脚医生,跟在名医师后用南京医学院、南京中医学院及南京药学院的教材学医药学理论。当时因为全国生产瘫痪,缺医少药严重,但因为有毛泽东的“6-26”指示,乡村却不乏名医和名药师,许多中心城市甚至首都大医院的大牌医师药师都被发配到乡下,这为我提供了充分的“学习”和“实践”机会

因为缺医少药,我们这些刚学了点皮毛的半瓶醋,居然就敢用能找到的中药材制备包括注射剂在内的各类成药,还受到当局登报表彰,称之为“知识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“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,应当努力挖掘,加以提高”的伟大号召,积极投身三大革命,土法上马,因陋就简,利用土方草药造出了针剂……”

我操此行业至1978年高考恢复止凡10年,其过程漫长复杂,其心路历程更是曲折变迁,这里分次叙述,一次说一件事或一个问题

我们制备的第一个中草药注射液是“畜敌畏”,原方子好像是青海省一家(妇产科)医院为解决抗菌药不足而设计的,原名叫“四黄素注射液”。方法是把黄芩、黄连、大黄、黄柏、山栀、冰片、双花等药材一股脑儿下蒸溜锅煮,收集溜出液,以三号玻璃滤球过滤后封装在20CC的安瓿中,灭菌,以家兔尾静脉注射的方法做热愿实验后体温不发生太大变化便完活!

当时由于缺少药品,此物被广泛用于同其他抗菌退热药物一道治疗猪、牛等牲畜的发热和感染疾患。开始被认为很有效,一次偶然的事件,使我发觉其效果可疑:那是一个生产队的一群仔猪患了白痢,发热,用土霉素口服并辅以“畜敌畏”注射,由于土霉素不够,有四只就只用了“畜敌畏”,可就是这四只只用“畜敌畏”的仔猪,第二天全部死亡!

此后,我专门用家兔做了对照试验。方法是人工创伤使之感染发热拒食,然后分别用磺胺嘧啶(SD)、磺胺噻唑(ST)、四环素和“畜敌畏”进行治疗,并设置了不用药组,结果是用磺胺嘧啶(SD)、磺胺噻唑(ST)、四环素的各组在用药后三至四天伤口痊愈进食,其余两组六至八天起进食,伤口痊愈拖了使几天,所有五组均未有死亡。这项试验提示“畜敌畏”无效果!但那时还想不到其会有毒副作用的可能

70年代初,我们停掉了此产品,可笑的是今天我居然在网上搜索到现在国内还有几家药厂生产“畜用四黄素”针剂和其他剂型

我现在对此事的认识是:一是成方很可疑;二是制备方法不科学;三是未做足够的药理和毒理试验;四是……;总之和古人练丹无大差别。退一万步讲,即便是有点效果,那剂型也是西药的(现代药物)剂型

以后有闲,再行补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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